古往今来，榜样多是伟人豪杰、名贤大家。

　　然而，“一花一世界”，平凡之人亦能在平凡的岗位上，创造出不平凡的人生乐章。

　　这种“不平凡”往往更能扎根民间，感动周围的人，触动他们的灵魂。这是一种“标兵精神”。

　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处于物质匮乏时期的中国社会还在普遍追求产量，被誉为“国酒”的汾酒，已经在全力以赴深耕品质了。在此背景下，汾酒厂分别于1974年、1977年评选出了两届“十大标兵”。

　　我们的两位主人公，正是其中酿酒车间的“标兵双骄”，一位是蝉联两届“十大标兵”的王仓，花名“质量标兵、好领班”；另一位是获得1977年“十大标兵”的李永富，花名“过得硬”。

　　“四大名酒之首”的汾酒厂，是中国白酒界有名的卧虎藏龙之地，诸多酒工各有绝活儿。有人“绝”在手上，一摸冷散的材料，就能知道具体温度；有人“绝”在嘴里，尝一下糁，就能够估算出酒的质量；有人“绝”在“眼睛”，看一下糁的颜色就知道有没有酸……

　　王仓、李永富能够脱颖而出，并在其后的四十年间深刻地影响着汾酒后人，自然有其独到之处。

　　1962年进入汾酒厂的王仓，彼时已是酿酒大师，从酿酒组长到东分厂的厂长、书记，一生从未离开过生产一线。

　　王仓的一生，“钻研”始终与之为伴。众所周知，汾酒“十必秘诀”妙绝天下，其中“工必得其细、料必得其准、管必得其严”正是他多年的酿酒技艺钻研成果。而他钻研出的“三高、四准、两过硬操作法”“前缓、中挺、后缓落‘保温法’”“脚板子底下流好酒”等酿酒理论，至今仍被沿用。

　　东分厂刚组建时，王仓就抱着铺盖卷住进了办公室，潜心钻研生产管理，带领大家攻关生产中的薄弱环节，发明了“漏管注冷冻水控温发酵”、创新了动态管理法。由此，东分厂的生产得到了稳定与提高。然而，他还没来得及搬回家，新的挑战又来了。刚刚并入的三车间，生产一直不稳定，王仓便亲率17名管理人员进行了三个月的现场指导，经常是下了头班，还要与酒工们深谈生产技术。有一次，久未见他的老伴儿来给他送饭，发现他坐在椅子上睡着了，手上还夹着尚未点燃的香烟。等王仓终于从办公室搬回家时，九年已经过去了。

　　据王仓的徒弟、汾酒“十贤”之一的赵迎路回忆，王仓师傅对他一向严格有加，不利于汾酒酿造的，一点一滴都不能放过。有一次，赵迎路在装甑时，姿势有些不符合要求，王仓二话没说，夺过了簸箕就进行亲身示范，让他从观摩比对中找出了自己的毛病。对此，王仓说道：“甑上有大文章，装不好不但流不出好酒，弄不好一次几十斤酒就没了。”

　　李永富，1958年从部队转业到了汾酒厂，一干就是三十年。

　　刚成为酿酒学徒，李永富就表现出了酿酒“痴汉”的一面，为了及早掌握汾酒操作技术，每天都提前到岗，一簸箕一簸箕地练习装甑，逐渐地掌握了轻撒薄装的技术，甑桶里的“汽”就像是他的“小尾巴”一样，他将酒醅撒到哪里，“汽”就跟到哪里。在练就硬功夫的同时，他还领悟了“两大一小、两干一湿、缓汽流酒、大汽追尾”的蒸馏操作技巧。

　　1970年，李永富担任汾酒二车间三组组长，对酿酒越发“痴迷”。为了保证品质，他在管理上求严，有工人为了抢时间早下班，接酒梢时，未等其拉尽就想拉笼出甑，李永富及时制止并进行严厉的批评；他在操作中求细，会反复搅拌材料以保证没有疙瘩，会细心清洗地缸以保证不留死角，会精细调节地温、气温以保证入温时间，等等。

　　此外，他还会随时检查酒醅的升温发酵情况，不论哪天入缸的酒醅，他通过手捏、嘴尝、鼻闻，就知道会流多少酒，上下不差5公斤。

　　有一年秋天，李永富因过敏导致全身肿胀，吃药、打针都没有作用，医生、领导、同事都劝他卧床休养，但他却坚持出满勤、干满点、参加学习例会，他觉得别人都在努力工作，自己怎么能“小病大养”呢？

　　虽然各有特质，但王、李二人的精神却是一致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都秉承着“惟精惟一”的工匠精神，怀着对“中国优秀酿酒技法”的敬畏、敬守、敬重，不断地精研工艺、雕琢品质，精益求精地酿制最纯正的清香白酒。

　　王仓曾说，“我同大家的区别在小异上，在小异上做大文章”，所以他是一个“好领班”，是名副其实的“质量标兵”；李永富曾给自己立下规矩“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，自己首先做到”，所以他的酿酒技能永远“过得硬”。

　　在酿酒车间“双骄标兵”的影响下，一代代汾酒人默默地坚守在酿酒岗位上，恪守工艺、敬畏传承。以“标兵精神”和“标兵准则”，严以律己，进取创新，奏响了“清香国酒”的新篇章。【“工匠汾酒”系列之二十·十大标兵篇】